台灣學術界的駭客性格

　 2012-07-02 中國時報 黃俊儒

       日前國科會主委及副主委共同發表對於學術「科研指標」看法，可算是國科會對於過去學術研究評選標準所進行的一項重要改革聲明。就像朱主委用「渡河木筏」所做的比喻一般，當離對岸（進階學術成就）還有段距離時，我們需要木筏（科研指標）；但當我們到了對岸，就要把筏捨棄。可見過去強調量化的科研指標，在完成階段性任務的同時，某種程度也開始出現了明顯的副作用，重者甚至威脅臺灣整體學術研究的主體性及動能。因此這種因應時代變化的反思及改變，理應勢在必行。只是橫在國科會眼前的難題是，捨棄木筏上岸後，總是需要找尋下一個陸行的工具。

　    這幾年吾人在整體高教體系的觀察是，學術圈中普遍地存在一種「駭客性格」。由於這幾年高教大環境丕變，許多原本出發點良善的制度設計，最終卻常在教師們艱辛的生存及業績壓力下，被有意識地破解。

    　例如公部門鼓勵大學透過各種計畫案來提升學研品質，結果教師們就以補習班的精神，透過工具化的手段來鑽研提案的技巧；鼓勵大學與業界間的「產學合作」，以縮短校園及職場的落差，造成有老師直接自己花錢向外面的公司「買」產學合作，以保持業績亮麗；強調期刊的引用率，以鼓勵有影響性的研究，結果就聯合熟識的學術夥伴彼此策略性地交互引用，形同交叉持股；鼓勵教師研習來因應新時代的學習觀，就有學校透過集點卡來約束老師（有參加才有點數），在不情願的參與下，導致老師在會場裡面補眠、打電腦或改考卷，但帳面蓬勃；強調透過評鑑來汰換體質不佳的科系，學校就透過合聘、約聘或聘任退休教師等不同對策來「提升師資」，最後該過的不過，不該過的過了。相關的高教駭客情節，可謂不勝枚舉，然而這些駭客性格的體現並非老師自願如此，多是大環境使然。

       或許很多人都會同意，教育中有許多重要的質素是不能「立即」或「量化」被看到的。過去大家廣泛接受量化指標原因，常因它看起來比較「客觀」，簡單來說，它是不論科學背景或人文背景都看得懂的「共通語言」，即使它可能不是最有意義的表述。所以可說是用一種最廉價的「方便性」，來尋求表面上的公平。在被動的意義上，量化的科研指標確實可以達到防止魚目混珠的目的，只是，若我們長期在推動教育或研究的時候，「防弊」的思維多於「興利」，「方便性」的考量多於「理想性」，那可能也就是大環境崩壞的開始。若然，學術界的「駭客性格」就會無所不在，再多的防弊措施終將防不勝防。

   　當台大的生開始感嘆過去有傅斯年、殷海光，而現在只剩下各種抽象數據上的「頂尖」，那麼我們似乎就該意識到，這幾年高教發展中典範人物與典範精神的無形消翳。當高等教育的老師言談間只剩「我這裡幾篇？」「你那邊幾點？」時，我們理應知道很難有真正卓越與獨特的研究。

　    

       好的學術研究及大學精神，絕對是需要靠理念來引領方能走得久遠而深刻。在這一次國科會的重要宣示中，有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原本的學術偏食已然造成國內學術研究的營養不良，確實已經到了非調整不可的地步。只希望當國科會在捨棄木筏並尋求新的載具之時，能夠以造就良善的大環境為念，不要讓新的制度或作法再再地激發出這群聰穎頭腦底下的駭客因子。因為對於整體國家社會的發展而言，真的太浪費了。

（作者為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